其四，全部的国民经济与局部的上市公司。经济与股市的不对称性也会促成二者之间的背离。例如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包括私营企业（rivatesector）与政府机构（ublicsector）两大类别。前者约占经济的70%，即上市公司只创造了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机构。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整个的国民经济。当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同时，股市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当二者离散时，其间的差异也不可避免。
过去三年的风云变幻即为明证之一。一方面，大批公司企业因库存积压和生产能力过剩而处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联邦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在急剧扩张，用以反恐和刺激经济成长。其结果就使得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这集中反映在联邦政府从巨额盈余到巨额赤字的急剧转折上。政府支出的大幅增长与私营企业的来重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铸成了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强烈反差。经济的温和成长主要来源于生产总值中由政府投资所创造、而上市公司无法代表的那30%。所以，近三年来的经济成长只是某种虚幻的假象，它掩盖了众多上市公司四面楚歌的困境与悲凉。这种经济与股市间的不对称性在中国更为显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政府投资在过去与年中主导了经济的高速成长，但众多上市公司却未必能够从中直接受益。据估计，目前非国有控股企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上升。可是它们在股市中所占有的份额尚不足股市总值的10%。也就是说经济成长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支出和仍未上市的非国有企业、而并非来源于上市公司。因此，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相对国民经济而言就缺乏足够地覆盖率和代表性，股市自然也就难以全面和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低迷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手段来推动收益增长：服务业通过提高价格，制造业则依靠降低成本。这就导致了价格的变向分化：汽车价格的下降与保险费用的上涨；家具价格的下降与维修费用地上涨；鞋帽价格的下降与球赛门票地上涨；玩具价格的下降与托儿费用的上涨；餐具价格的下降与餐饮价格的上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制造业价格的下跌抵消了服务业费用的上涨。既同时增加了两类没类型公司的盈利，又化解了通货膨胀滋生的隐忧，可谓是一种“奇妙地和谐”。那么制造业何以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收益呢？答案之一就是将产品生产转移到成本低、人才多、条件好的中国大陆。因此中国在经济危难中拯救了众多的美国公司，成全了美国制造业的转型与重组，对当前美国经济的良好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经济越是不景气，公司削减成本的压力就越大。迁往中国的公司也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地阴影非但没有笼罩到中国大陆，反倒是加速了外国资本向中国的转移。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地发展。这种通过资本转移来降低成本的经营策略使众多美国公司在经济萧条的漩涡中幸免于难，也使其股票在美国股市中获得了一丝慰藉和一线生机。然而过于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来说，这些不速之客的来临恐怕只是在其身边添加了一个更具竞争力与威协性的庞然大物，自己未必能够亲身贪图到它们所带来地资金、技术、或市场上地优势。因此，随着资本技术与产品制造向中国的转移，生产成本地降低会使外资公司在本国股市中的所得远远超过中国上市公司在中国股市中获取的利益。换言之，外资投入所带动的那部分经济增长未必会使中国上市公司乃至中国股市直接受益，二者之间并无等号、或者约等号的关系。因此，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政府投资和外国资本等，未必就一定能够敦促中国股市的上涨。若用统计学的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经济增长是股市上扬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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