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八年，当国家实现统一后，摆新内阁面前的就是废除前清与列国签定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是新内阁的首务，毕竟这些不平等条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与利益，更是关系到新内阁的威望。
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何着手，复兴党内的激进派希望一劳永逸的武力收复租界、以及租借地，同时废除全部的不平等条约，而稳健派和外交部则认为应通过外交努力，尽可能通过外交的方式收回国家权益，最终出于多方面原因考虑，司马同意了外交部的意见，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
三年来外交努力尽管进展不大，但仍取得了些许进展，像收回租界巡捕权、关税保管权之类以及汉口租界的收回，诸如此类进展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外交部“修约外交”的信心。中外间所订条约，内容繁复，综其不平等之要点，主要为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内河航行权、陆海军驻屯权五种，其中最关重要而足制中国命脉者，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
因而，共和政府首先就关税自主展开了交涉，同样关税自主谈判亦最困难的谈判。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失去关税自主权，但海关行政仍由中国管理。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迁设租界外滩的江海关被群众捣毁。1854年夏，英领事阿礼国提出一个中外合组海关的方案，两江总督怡良派苏淞太道吴健彰于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会晤，规定：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国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对这一办法作了修改：“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毋庸英官指荐干预”，并“各口划一办理”。
1859年江海关英籍税务监督李泰国被委派为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各口岸任税务司，从此，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成为制度了。1861年起，广州副税务司英人赫德任总税务司（初为代理），一直管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终清一代，海关管理征税，税款的保管则由清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掌握。辛亥革命爆发后，总税务司伙同北京的外交团把海关税款分存于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的总税务司帐户。从此，税款保管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甚至连偿债、赔款剩下的关余，中国政府也无权动用。
关税直接关乎政府财政收入，也是民族工商业和国内市场健全发展、消除外贸逆差的有力保障。中国自晚清就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被迫接受列强强加的“协定关税”。根据“协定关税”，中国对进口货物只得征收5%的税收，不得加税。
对于后进的国家来说，关税是保护幼小的民族工业、抵制外货倾销的有力手段。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便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以5％的协定关税成为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率。这种值百抽五的协定关税税率，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低税税率，对于列强国家向中国廉价倾销商品和掠夺工业生产原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市场，摧残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大大削弱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也正因如此，自共和八年起，当国内趋于稳定后，便开始力图通过外交努力实现“关税自主”，以本国的财政、经济和文化的需要，自行以法律制定国家关税税制，不受他国制肘和牵制。
自共和九年起，由外交部发起的“关税特别会议”几乎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其目的就是在收回关税自主权，但三年来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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