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绝妙的“发财”之机时一样，尽管内心充满着道德上的指责，但谁不可否认金钱的诱惑是足够强大的，在内心挣扎了一夜之后，程立扬动笔写了回信。
“……你知道的，总理去职之后，将会有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渴望读到他的生平事迹，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距离总理任期还有五个半月至六个月，我们必须要在五个月内做好一切准备，从现在起收集总理的轶事，我们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要一起去写他的历史，十分详尽的历史……我们将追随他的足迹，从早年开始，在国外游学开始，再到后来创建西北通用机械公司以及西北公司，再到卫国战争，以至他登上总理的宝座，成为四万万六千万国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我需要强调一点，他的成长和得以升华到如此高度，取决于他崇高的品德：一是儒学和传统的信条的崇拜，二是高度的爱国主义与无私精神，三是宽宏大量，能容人所不所容之事，四是勤奋而谦逊，五是自我节制和冷静，六是公正、正直而坚信正义等等，我们可以用尽世间一切华丽而美好的词语去形容他。这样，我们应该把他高尚的品德奉为我们年青人的效仿的楷模了，有比他更为合适的楷模吗？显然是没有的，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历史中是没有的，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穿插在饶有风趣和引人入胜和故事中……”
在程立扬看来，这件事是可以做的，即可以令自己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同有社会效益……所有人都希望了解他们的总理，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去宣传总理的榜样和美德，让人记住这个为国家付出自己全部的伟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可以从此中获得好报——钱！
良知和贪婪就这么在两个人的心中漫延着，这种绝妙的结合促成了两人合作收集资料，以书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人物传记，一部为在世之人书写的史书。
正像叶庆波推测的那样，国内的民众渴望读到有关这个他们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或者说传记，自从司马宣布将在任职到来后，退出政坛开始，报纸上到处可以看到报界对“中国国第一位依靠内心道德力量，自觉放弃了手中的权力的爱国者”的赞扬，无数的关于司马的奇闻轶事以及他人的回忆充斥在报端，甚至还有一些仅仅依靠作者的在总理过去无意透露的少时生活的基础上，描述总理的“少年和海外游历”时期的经历，但在人们看来，这些报道大都是失败的，并不是的他们所渴望看到的。
而对于埋头书写“前所未有之史书”的叶庆波和程立扬二人而言，这些报道却令他们可以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扩张文字，利用别人的错误来完善自己的小说。在写书的过程中，两人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写一部小说，写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子孙后代敬慕的眼光”，这本书即不是青少年读物，也不是非小说类读物，而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吹捧小说，只是为了吹捧一个人，而这恰恰是国民所需要的。
共和6年12月15日，当外界在为总理的即将离去而感到婉惜而不舍时，在上海的一家印刷场内，一本传记已经开始进行最后的校排工作，印刷的数量是50万册，当印刷厂全力以赴完成这个定单时，远在数千公里外的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坐在总理面前的叶庆波只觉得的背后不停的冒着冷汗，自己写这本书时根本就没有征得传记主人公——总理本人的许可，而现在自己甚至倾家荡产的去开印这本书，在求见总理之前，叶庆波曾把印好的样书赠送给上海、江苏的议会以及政府的高官，他们对这本书非常看好，甚至书籍还未出版，一些官员和各党派的精英们就已经向自己表示购买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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