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不和洋人接触的原因？”梁绍琼冷笑道。
“耆英当了武又会怎么看我？你想过没有？！”
“耆英至少还和英国领事打交道，稳住了领事的情绪，任内未出大乱，你呢？叶制台？”
五口开埠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口均允许英国人进城做生意，没有出现太大问题。唯独广州当局坚决不许英国人入城，只许英国人在城外进行贸易。
此事是英方挑起第二次福寿膏战争的重要原因：当时的英国人将进入广州城看作成是否真正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此一来，为什么亚罗湾事件偏偏会在广州发生，而不是发生在另外四个开埠口岸就不难理解了。
其他四个开埠口岸此前饱受广州一口垄断外贸专营权之苦，做外贸生意都要跑到广州通过十三行这个中间商，不得不让广州行商和地方官盘剥一手。
开埠之后，四个新开埠口岸的商贾和地方官也乐见开辟了新财源，没有在让不让洋人进城一事上过于纠结。
广州是五口开埠通商中唯一一个利益遭到严重损害的口岸，不让洋人进城做生意，不仅仅是简单的面子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广州人仇视侵略者的情绪问题。
厦、福、宁、沪四口洋人自由出入难道就不让清廷颜面扫地吗？偏偏广州特殊？
福寿膏战争中，英军除了没有占领过福州，其余的四个通商口岸都在1841年~1842年之间先后完成了占领。英国侵略者在这四个口岸做的恶并不比广州少。
因此试图用广州人对英国侵略者仇视情绪，是解释不通为什么广州当局不让英国人进城这一问题。
广州当局不让英国人进驻广州，甚至连总领事馆都不能进入广州，只能设置在香港，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广州作为长期仅存的通商口岸，来广州做生意的洋人最多，且毗邻港岛，管理难度大的问题确实客观存在。
其二，广州行商妄图以向洋人施压，向朝廷表忠心的方式，试图恢复一口贸易，重新垄断外贸经营的特权。
这一点，从每次广州民间排外情绪高涨背后都有行商和官府的影子便可窥伺一二。
在大清，聚众可是重罪。
在广州城这样的大城市，官府衙门眼皮子底下，当地民众敢频繁地发起动辄上万人的集会，还把广州知府衙门烧了，广州当局都未追究其责任，这种现象有清一朝实属罕见。
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得通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广州民众的集会是满清广州当局默许，甚至是直接操纵支持当地民众和英国人发生冲突。
说直白一点就是拿广州百姓的命搏没落行商们的富贵，保地方官僚的仕途。
其三，便是当地地方官的原因了。
耆英，徐广缙、叶名琛、柏贵等封疆大吏为了一己私立，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放任局势失控，将一个常规外交事务逐渐拖到高级外交问题，直至局势完全失控，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福寿膏战争。
耆英是第一次福寿膏战争后的第一任两广总督和通商大臣，广州洋人入城问题上就是在耆英的任内埋下的地雷。
耆英任内为了阻止洋人进入广州城，让洋人继续留在城外的十三行做生意可谓是煞费苦心。
从第一任英国驻华总领事普鼎华到第二任驻华总领事戴维斯硬是让耆英耍得团团转，入城问题到耆英卸任都没得到解决。
每次英国总领事要求入城，耆英就煽动广州城居民的反英情绪，组织数万市民大张旗鼓地日夜巡逻，抵制英国人入城。
接着耆英又找英国领事诉苦打感情牌：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广州城，我是为了你们好，为了贵国人民的人身安全考虑，现在进城不合时宜。
你们如果现在执意进城我也不拦你们，就是城里愤怒的广州人非把你们剁了不可。老夫是朝廷里唯一还会为你们洋人讲几句好话的人，要是你们把我逼急不干了，换个更难沟通的总督，遭罪的是你们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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