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借太子上奏之机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乃是早有预谋，临机而发！
当初太子临行，将刷新政治之事托付给范增，当日范增就提出，当从易到难，逐步展开。
太子姬丹清楚，所谓改革，就是重新要打破现有的国家利益结构，对利益分配的方向重新进行划定，用相应的利益的利害来约束和调动国家各阶层的力量，按照国家的需求进行发展。这些利益，包括发展的前景、经济利益、生存利益等诸多方面。
既然是利益调整，自然有的阶层更多的是获得，而有的阶层则是权益的丧失，而有些阶层则是有得有失！
正是基于此，所有的改革都会有拥护者，有反对者，无论是多么完善的改革还是多烂的改革都是一样。
一个改革的推动者，必须要尽快的获得改革获益者的拥护，在初期尽可能的减少反对者的力量。所以，所有的改革一开始都是比较温柔的，尽量是给予性的政策，待改革的一些部分初见成效，获得了更多的拥护者，改革的基础更加稳定之后，才会逐步切入核心问题，以改革的已获益者为依靠，向已经被消弱的反对者开始更多的进攻，从改革之前的既得利益者手中夺取更多的利益来分配给改革的拥护者。
如果一改革一开始就是大破大立，则往往失败的几率很高。
这是因为，但凡是提出改革政策的人，都是思想深具前瞻性的仁人志士，他们能从表面看到更多的实质，并进而提出改革的措施。这些改革，肯定是有社会的极大需求在，将来也会有更多的拥护者和同道中人来加入和推动。但关键是刚开始的大破大立，政策颁布之初，在改革还没有惠及到受益者的时候，往往已经遭到了改革中利益预计受损者的极大反弹。使改革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治的争夺和权力斗争。
由于改革的受益者往往处于非当权的地位，一旦步入这个阶段，由于改革的受益者还不能给与改革主导者以支持，改革主导者往往会陷入反对者的包围而势单力孤。一旦来自最上级的支持稍微动摇，则改革者常常就会陷入身败名裂的地步。
所以，范增当初提出的由易到难之时，姬丹大力支持这一策略。
范增升为亚相，虽然是外来卿士直接开始执掌国家大政，但一来上有鞠武为相给予庇护，而外来卿士为相，在各国并不少见，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发对。
范增掌政初期，不过是以稳定为主，先行提出的军功令、军制令，不过是对于原来军制军功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完全的新造之法。对于宗室重臣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况且大家也知道，如今各国征战，燕国孤弱，如果不能尽快增强国力，燕国败亡的后果，对于这些宗室重臣也是不堪忍受之重！所以对于这些新法，宗室贵族倒没什么太多的抗拒。
而且燕国虽是周初即封之国，立国长达八百年，但孤处东北，其所在领域，四周多是戎、狄、胡之族，就是其核心根本之地，原本也多有商之遗族。燕国的政治文化，以周文化为主体，糅杂了更多的各族思想和习俗，比起鲁、宋、郑、齐、三晋之地，反不是那么保守。
故此，对于太子农工并重的思路，在燕国上下，反对者并不多。纵各地官吏、朝臣之间有些不同意见，但阻力并不是太大。
但新法在执行过程当中，效果并不是很如意，推广进展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就是因为负责执行新法的官吏、大夫的思想和意识跟不上所造成的，况且目下的管理体制，重王室服务、重礼制教化，轻政务处理，轻技术推进，相关新法，对应到官吏职责，则由于相应官府分工太粗，职责过于笼统，也导致新法的诸多执行推行不力。
但官制的改革，是改革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阻力最大也是当然之事！
所以，这个只能是往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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