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更是促进各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其四是给诸部之人开辟同等的上升通道。诸部之民能否融入燕国，成为华夏一份子，不但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的事情，更是国家是否敞开胸怀接纳的问题。原本中原各诸侯在壮大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融合戎狄各部的过程，像晋国的狐偃等人就是白狄出身，至于赵国的中山，更是原来的白狄鲜虞所建。如今还不是已经和赵燕之民毫无二致？至于燕国的辽西、右北平、辽东各郡，其民亦多由山戎渐变而来。
只是原本中原诸侯在融合时，彼此之间生活状态差异不大。但目前燕国所面临的东胡和匈奴各部，其所在天气苦寒，土地贫瘠，不利农耕，更适合游牧，但这个不应成为文化一统和政治一统的障碍，既然各部归顺燕国，则在选拔任用等方面，对于诸部之人，不但不偏不倚，更要多给机会，让其早些进入燕国的政治体系，享受这个政治体系的诸多待遇，并自动归化为这一体系的一份子和执行者。
其五是调用国家之力，以国家意志，在诸部强行推行礼仪和文化的教育，这个可选拔各门各派学者，以其为国家低级官吏，深入诸部万户，千户，为普通部民开办随牧之学，进行文字和语言的初步培训和教育。同时太子丹专门强调，正是因诸部和中原不同，所以宗室贵臣子弟在成年之后，必须进入北边各万户游历教学两年，一是磨练宗室子弟，让宗室子弟在和诸部之民交往接触当中，熟悉国土之情，体谅庶众之艰，知道边疆之难，免得宗室子弟初出学门，还不知实务，就开始坐享国家封赏和俸禄，进而成为国家的累赘。
以上各种举措，虽然着重于语言、文化的传输，但在生活习俗上，也会产生很强的示范和交流效应。但生活习俗的通化和统一，可不像文字和语言一样，是从中原向草原的单向传输，而是一种双向的交流。
比如服饰，中原深衣大裳，峨冠博带，或则以麻，或者以丝，而草原之上，披左衽，着皮毛，衣褐裘。既有文化的不同，更是因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强行一统于燕国现有之制，一来没必要，二来也会给草原之民日常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不便，况且天气苦寒，卧冰睡雪之际，皮毛之用当远大于丝绸之美。故太子丹向父王喜建议，胡服式样，虽不如华夏衣裳之雍容博雅，但胜在贴身轻便，当以巧工匠人，采胡服式样，以中原衣料之精美，创制燕国新式衣冠，与深衣大裳共同行之，祭祀盛典，以华夏衣冠为主，日常生活起居，可行新式衣冠。
如此颁行国内，不但国内衣冠可渐为一致，而且胡服轻便，更利于劳作征战和操训，而草原之民如见新式衣冠，与往日所用，大都相同，而精美过之，自然更为喜用。
说到衣冠服饰，太子丹又想起了诸般礼仪。
现今华夏诸侯礼仪，大同小异，但其基础，乃是根据所用起卧器物而来，比如谈话、饮宴当中的诸般礼节。都很符合现用席地而坐的方式。如今自己的太师椅，太子椅在权贵当中大行其道，却仍是私人场合所用，不能登堂入室，就是和礼仪多有不合。太子丹以为，崇尚礼仪，并不是按照过去的礼仪一丝不便的永不更改，而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以敬崇为根本，集合礼仪大家，参照目下之礼，确定采用高脚起坐之具和胡服式样之后的各项仪式、礼节，颁行全国，并告之诸侯。如此不但可以方便推广高脚桌椅和胡服的应用，更让燕国占据推行礼制的一个新高点。
像这些仪式礼节，本身就是文化的符号表现，一个完整的新仪式礼节的诞生，本身就是文化的进步和变迁，而在草原诸部的推广，则会直接推动草原民俗和日常生活态势的变化。
当然，民族和日常生活态势的变化，还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草原之上，并不出产五谷桑麻，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在中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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