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抑制内需的罪魁祸首
中国至今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水平很低，却出现了“生产过剩”，究其原因，是民众的消费需求被一些因素抑制。这些因素是：
1、财富分配不合理，极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富豪阶层的消费以少量奢侈品为主，对整个社会消费水平提高几乎没有影响。而广大低收入阶层有需求，却无钱可用于消费。
2、缺乏社会保障体制，民众对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没有信心，被迫压低消费，以应对各种可能的不测。
3、过高的房价使得民众不得不把收入的绝大多数用于住房消费上，中低收入阶层往往要为供房透支未来几十年的收入，挤占了消费空间。
4、一些大宗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税费负担过重，压制了消费欲望；个人所得税开征起点过低，抑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5、监管层对影响股市大起大落的因素不作为，导致股民财富急剧缩水，90%的股民套牢，无钱可消费。
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税率过重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根本问题，老百姓还是不敢花钱消费。
四、合理借鉴西方国家摆脱危机经验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西方国家为摆脱困境，除了增加公共投资之外，还有两项令人瞩目的政策：一是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体系，二是对高收入阶层开征超额累进税。
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为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提高了低收入者水平，建立了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在解决了下层民众后顾之忧之后，下层民众也就有能力去消费。
同时，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 5 万美元纯收入和 4 万美元遗产征收 31 ％， 500 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 75 ％；公司税过去一律是％，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 15 ％。通过这个政策，限制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也刺激了民众消费需求。
与罗斯福新政大同小异，英国、瑞典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从那时起健全了福利制度，甚至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措施的建立，不仅使得这些国家摆脱危机、重归繁荣，而且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这些国家政局长期稳定。其中，瑞典自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将近80年时间，整个国家从未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动荡。
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类似之处，一方面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趋于尖锐。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解放了生产力；也打破了大锅饭，激发了人的创造性。但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由权力主导，客观上造成游戏规则有利于利益集团。因此，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美国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特殊的二元制城乡结构和经济繁荣掩盖了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事实。中国农村在20世纪末之前一直维持着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自给自足，手中货币收入极少。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即使在低工资的剥削下，所获得的货币收入也远高于务农收入。因此，厉以宁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对贫富差距承受能力要强于其他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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