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乐观了
与父亲那次谈话之后，国亚并没有马上动笔，他当时对父亲病情的估计有些乐观。2003年以前，国亚眼中的父亲病情基本上是平稳的，生活也能够自理，偶尔还跟孩子们一同到公园里走走。
“后来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才告诉我，其实那时我看到的只是一种假象，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周末回父母家见到他时，他总是显得特别有精神，可实际上是靠加倍服用杜冷丁或者吗啡等镇痛类药物，再加上看见儿子后那种莫名的兴奋支撑着他。我一走，他整个人就瘫了，还对我母亲千叮万嘱，要她继续保守这个秘密，生怕因为自己的病情影响到我的工作，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于从来没有写过书的国亚，他不知道怎样写比较好，也不知道写后拿到哪里去发表。所以他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一点一点地问父亲问题，然后一点点地往初稿中补充细节，就这样，在他真正动笔写这本书之前，他已经累积了一篇七万字规模的文章。
而直接促使他动笔的，则是一件小事。2003年底，国亚的一位在《南方周末》做编辑的朋友告诉他一个消息，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一套丛书，名为百年中国。这位朋友觉得国亚的家族史很典型，也符合这套丛书的风格，便催他把这篇文章扩充成一本书，作为单行本发行。
回家之后，国亚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正合父亲的心愿，老人非常支持。正好从2月初开始单位放春节长假。国亚便把父亲接到家里，开始动笔。
每写完一章，就拿给父亲看，老人认为写的不对的，就给予修改；觉得说法有问题的，便建议国亚不要那样说。
“父亲很多修改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给我删除了很多结论性的东西，他说：你是一个写史的，不是评史的，把事情写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评价，你也评价不了。”
原先，国亚在提到**时，都会用“红太阳”这样的反讽笔法来讽刺当时的那种个人崇拜，老人一眼就看出了儿子的用意，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去反讽，他是个历史人物，他的功绩和过错人们自己会评判，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对这种封号的厌恶，也不用你这样刻意地去引导，要把思考的权利留给读者。”
对儿子的稿子，国之杭看得非常仔细，以一丝不苟形容亦不为过，诸多事例，不胜枚举，为的只是务求尽最大可能地再现老百姓记忆中的历史。
从青年到中年
国亚在刚开始写时，节奏并不很快，按部就班地每天三、四千字。几日之后，他便发现父亲的病比他想得要严重。当时国之杭已经不能站立了，只能躺在床上。
日，清明节的前两天，国之杭停止了呼吸。
国亚原本觉得父亲是可以看着他写完的，但没赶上。他的书写没有中断，他憋着一口气，白天料理完丧事，晚上写通宵，一个接一个通宵，每天工作二十一、二个小时，边写边哭，直到最后一个字。
那是一段没有饥饿和困倦感的日子，当时妻子怀着孩子，妈妈逼迫他休息，见阻止不了便坐在儿子身边陪着，只有在这时，国亚才上床躺上一两个小时。
正是从那段日子开始，国亚每天至少要吸一包烟。
后来，当一个以前的同事见到国亚时，感叹地说了一句话——看到你，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岁月不饶人啊。
4月24号的深夜，国亚敲完了最后一个字，然后就倒在床上了。第二天起床，国亚感到如释重负，突然产生出一种非常欣快的感觉，于是上街买了一个数码相机，见到什么拍什么，把拍得的照片传到了网上。
“那时的感觉，就像一张被拉得不能再满的弓射出了利箭，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甚至暂时忘记了失去父亲的悲痛。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慢慢地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聆听父亲的教诲了，再一次陷入丧父的痛苦中，直到今天。”
不要成为法西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1850——2004》，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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